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全球GDP增長應能達到4.8%，低於金融危機前的繁榮期的增速，但好於世界經濟至少應達到的4%的增速。這是人們預期的從衰退穀底回升的增速。然而，這種總體看法隱藏著一系列問題。最明顯的是，有增長速度接近10%的大型新興經濟體，與眾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仍處於蕭條中的巨大差異。宏觀經濟政策也隨之與常態偏得離奇。不少新興經濟體很不情願讓本國貨幣升值來反映增強的經濟實力，更有一些很脆弱的新興經濟體甚至也推出節儉經濟開支計畫。結果是各地都出現了缺失至關重要的，"微觀層面"的結構改革(‘micro’structural reform)。若無此改革，當前的增長速度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新興經濟體出現的宏觀錯誤源自於政治人物的行為，並會讓增長比其行為更脆弱。這些國家的增長速度現已略放緩，但確是從極高速降至快速增長。至關重要的是，在從勞動生產率到政府債務的各個方面，它們仍保持著健康狀態。然而，當西方投資者的大量外國資本流入時，許多政策制定者在忙於購入大量美元的同時，也在阻止本國貨幣升值。
作為一個新興經濟群體，它們的節儉程度遠高於對外投資的力度。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會出現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現象，特別是明顯地反映了中國的可觀盈餘和美國的巨大赤字這樣巨大差異難以消除的現象。貧窮國家，特別是發達史不長的窮國，在理論上應採取更多投資，而非過度節儉的政策，應成為對發達史較長的富裕國的淨需求方，特別是在後者處於不景氣局面時更應如此。
發達國家的危險則是反方向的，即政治人物試圖削減可確保增長的基礎開支。因發達國家以過度借債方式修整著自己的資產品質，它們在嚴重資產泡沫出現後必定要經歷數年的經濟衰退。經驗證明，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發達國家正計畫加稅和削減價值相當於它們明年共同GDP規模的1.25%的開支，這是自有記錄史以來的最大一次財政緊縮。一些地方的預算擠壓(budgetary squeeze)是必要的，但並非所有擠壓都是必須的。從總體看，在如此早的階段就以如此大的力度進行削減也是有風險的。
即使需求尚能抵禦當前的衰退，但發達國家長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歐洲適齡勞動力人口開始萎縮，日本已在多年前就出現這一幕。即使在美國，嬰兒潮一代老齡化現象讓勞動力增長的更緩慢。從理論上講，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長應能補償這一問題，但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遭到危機衝擊之前，勞動生產率增長已開始變緩，危機帶來的衝擊削弱了增長潛能。因失業者多日不工作而喪失勞動技能，公共債務不斷膨脹，以及企業也不願意投資，微弱的復蘇反而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間仍在擴大的增長差距，自然會把經濟發展的更多分量壓向前者。一個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有益於全球經濟發展，但僵滯的富裕經濟群體，特別是在緊張的貿易關係加劇時會顯現不出應有的作用。因一些國家把貨幣匯率維持在低位，西方選民可能無法容忍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經濟體的巨大盈餘。美國國內遊說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日漸抬頭。
各國應採取能夠更好地改善發達國家經濟前景和新興經濟體調整增長方針的政策。它應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本刊一如既往所主張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調整。新興經濟體需要允許讓貨幣進一步升值。發達國家在財政調整時應遵循謹慎原則。短期削減赤字的敏感預算調整應少些，而包含從提高領取養老金年齡，到削減醫保成本在內的所有有關持續財政改革的調整力度應大些。
其二是微觀經濟層面改革。無論美國國會如何威脅對人民幣施壓，除非中國增加在服務領域的投資，消除抑制勞工收入增長的畸形因素和鼓勵家庭更多開支，否則，其巨大貿易逆差是不會消失的。中國需要打破從電信到保險業的賣方市場壟斷局面。
包括德、日在內的，有巨大盈餘的發達國家也需要採取類似政策，以增加國內開支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之所以遠高於歐元區和日本，主要因後兩個地區的服務領域在歷史上一直都很糟。歐洲一些地方的勞動力市場需要改革，特別是南歐各國，當地企業仍面臨著調整工資和裁減無固定期限合同工(permanent workers)的困難。危機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帶來的最大好處，是兩國被迫開始走上改革勞動力市場之路。
美國也有需要改革的微觀經濟層面問題，儘管它面臨的問題與前不盡相同。其最緊迫的是要處理大量資不抵債的住房按揭貸款。約25%靠按揭購房的住房所有者所欠債務都超過了他們當前的房價。必須進行更快和更徹底的債務重組，以能讓勞動者向有充分就業崗位的地方流動，促進金融業回升。此外，還應關注失業保障和培訓計畫，不要讓高失業現象變為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
然而，以上所有結構性改革都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但同類間的相互比較有助於推進改革。歐盟各成員國不單單需要關注更嚴格的預算和控制赤字的規則，而且還應保證服務領域能形成真正的統一大市場，把更大的競爭性引入到舒適的國內市場。G20中的各經濟大國，應在包括從提高退休年齡，到放鬆監管的各層面上，對各自的具體結構改革目標做出承諾。一項大膽的微觀經濟改革設想不可能馬上奏效，而以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為前者的替代物更不可能有效。若無前者的改革，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總是在步履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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