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經濟學人封面故事標題為“保護性政策不會奏效”。文章稱，政府刻意選擇自認為有戰略意義行業的做法註定會失敗。
近日只要稍留意人們便能注意到發達國家內部不時出現對經濟環境的抱怨。1990年代，美國因與墨西哥達成自由貿易協議而導致大量失業，國內保護主義由此發出過類似抱怨。當今，由於對就業和增長更擔憂，各國這次沉重的抱怨與以往不同，且參與者甚眾。其目的是想要借各自若干行業來推動經濟增長。
政治人物時下熱衷於政府介入若干經濟行業和相關企業來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概念。像法國忙於大力支援相關行業一類活動雖歷歷在目，但此做法只會讓人更疑慮重重。
要求對某些行業採取特定政策的呼聲從柏林到布魯塞爾的歐洲各地此起彼伏。針對外國競爭者以加深工商界和政府的聯繫來推行快速增長的工業政策的現象，日本新一屆政府也在尋找應對措施。實際上掌握通用汽車和大部份華爾街的奧巴馬政府也放棄以往對工商業自由放任的態度，逐步推行所謂的戰略工業計劃。
發達國家對經濟增長的可以理解的恐慌心態，雖然可用來解釋政府管工商業的閒事，但還要看到其他因素也對此在發揮作用。在金融和不動產市場泡沫破裂後，像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和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uropeanAe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 Company，EADS)等影響力巨大的企業一再施壓，要求制定支援加工業的行業特殊政策。
危機時尚算作合理的挽救行動和大筆刺激開支的做法，也讓政府重回介入企業經營的舊習。美國住房貸款融資企業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例子展示了政府管閒事的危險和擺脫這兩家企業的困境，政府至今拿不出退出計劃。前者意味著政府在擔保畸形的、且還會帶來致命結果的按揭市場，後者意味著難以放棄挽救兩企業時付出的巨大代價。
西方政治人物是不可能接受巴、印、中等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大力干預經濟做法的影響。全球最大30家企業中有9家來自新興市場國家，政府握有它們的絕對控股權。日本在1980年代是這種形態的代表，同時還伴隨著它迅速崛起。中國現也有類似現象。
解釋中國奇跡的壓倒性原因，是國家放鬆了僵化管理體制，向全球私人企業開放市場。如近日收購沃爾沃汽車的吉利汽車公司所有者李書福本人是創業者，而非官僚。大面積成功的印度軟體和外包加工業的繁榮，並不是因它們得到政府多大的幫助，而是當地工商業牌照制度(LicenceRaj)不了解這些新興行業，而使它們免遭被扼殺在搖籃的命運。
雖常聽說巴西政府制定的工業政策能夠解釋該國經濟繁榮，但像政府擁有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銀行(BNDES)可能在大量擠出(crowdout)其他融資渠道。像採掘業的淡水河谷(Vale)、能源業的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航空製造業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的確由政府創辦，但它們的興旺卻得益於前期私有化改造，迫使它們1990年代參與與外國競爭者的競爭。部份私有化和參與競爭在短期內做到了花費數十年制定的工業政策所做不到的事情。
同時，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一再表明依靠特殊工業政策並不奏效。最終被互聯網所取代的法國國有化的Minitel通信網路，英國國有化的利蘭汽車公司(Leyland)都是聲名狼藉清單中的企業。然而，現在又有人製造出一系列政府挑選支撐經濟發展行業，保護競爭失敗行業的論點。這些論點充其量只是新瓶裝舊酒的糟粕。因全球化和資訊經濟(informationeconomy)的崛起，新觀念、新想法會讓市場運轉速度比以往更快。沒有任何一個官僚能預測創新消費產品在市場上的成功和失敗。同時，政府官員經常忽略消費品，或服務項目的創新潛能，卻被時髦的高科技鼓噪所迷惑。
全球創造綠色就業的競爭就是最新例證。在美、中兩國引領下，對綠色科技的支援迅速成為等級空前高的政府工業政策。對太陽能前景尚不明朗的西班牙政府，在2008年對此行業的補貼力度達到佔全球當年新增太陽能電力功率五分之二的規模。儘管它本週宣佈削減補貼，但剩餘補貼規模仍很可觀。
當然，並非所有用在特殊工業政策的資金都被浪費掉。互聯網和微波爐是政府主導了最初的研發投入，而由政府參與的一些奇特事情也已被證明很成功。僅美國和以色列等少數政府在創業資本網路發展上做出了貢獻。一些力挺特殊工業政策的鼓吹者爭辯道，如同制藥企業或企業提供創業種子資金的做法一樣，政府也應增加對各行業的投資來提高成功率。但這只是糟踐納稅人財富的丘八觀點。
當前幸運的是已有了遏制政府管閒事能力的強大機制。在節儉時期內，面對極具浪費性的工業項目，政府再無力大量投入資金。歐盟的競爭性原則也對特別關照具體大型企業的做法進行了限制。
由此引出以下三個針對解決未來就業的看法。首先，應大力改善工商業經營環境，即減少虧損、讓勞動力市場更具彈性、簡化稅收和官僚程式。這些措施會比針對特定企業和行業的特殊政策更有效。歐洲還應尋求增強統一市場完整性的規則，而不是拆市場效率的臺，姍姍來遲的統一市場下的專利制度應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參與競爭遠比溺愛能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
其次，政府的職責是加大在支撐創新的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其中包括從現代化電網到基礎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當前提高對有能力的研究人員和創業者入境門檻的做法無助於改善競爭力。再次，政府不應以制定特殊行業政策，而應採納更流行的各種激勵辦法來鼓勵相關行業參與競爭。
以上任何做法中沒有一條會讓政治人物像戴上安全帽視察工地，或在攝像機前簽署特定行業政策那樣感到激動。但發達國家無論如何都會堅定地做出從以往錯誤中汲取教訓，讓發出沉重抱怨的虛弱行業成長為真正企業巨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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