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雜誌7月29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工人的崛起”的封面故事。文章稱，在中國工廠裡，工資和牢騷都呈上升之勢。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都是一件好事。廉價勞動力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中國的製造業工人辛勤勞作，所獲報酬卻僅為他們美國或德國競爭者的很小一部分。在這一勞動大軍的最底層，大約1300萬“流動人口”(民工)在中國的新興城市裡工作，去年他們所獲得的平均月薪是1348元。這一微薄薪水折合成美元後只有197美元，僅為美國工人月薪的二十分之一多一點，但相比前一年的水平已上升了17%。隨着中國經濟觸底反彈，工資水平也緊隨其後上漲。在出口企業雲集的沿海地區，老闆們缺少工人，而工人們則缺少耐心。一場加薪或要求加薪的浪潮已席捲了這座“世界工廠”。
如今中國工人的雙手已經更有力量了，這不得不感謝2008年出台的新《勞動法》，以及更為基本的勞動力供求關係。現在，要招來工人並留住他們正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國農村仍有7000萬左右的潛在民工，其他農村人口則可能更願意在離家較近的工廠工作，畢竟現在遷往內陸的工廠越來越多了。然而哪怕在中國，強壯脊背和靈敏手指的供應也不會是無限的。從明年開始，15-29歲年齡段的人口將急劇下降。另外，盡管他們的報酬在上升，他們的渴望和抱負卻上升得更快。用某些人的話來講，他們似乎不再願意任勞任怨地“吃苦”了。
實話實說，中國工人並不像某些人諷刺挖苦的那樣溫順恭讓。但是，最近出現的一些罷工事件卻頗不尋常，不論在頻率上、持續時間上，還是它們所針對的目標上(外國跨國公司)都是如此。
這一輪罷工得到了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罷工領導人迄今也未受到資方的報復。這可能說明了三件事情。首先，社會意識到要更好地對待工人特別是那些大品牌企業的工人，以免引起西方媒體的誤讀。第二，中國對待外國投資者已不再像以往那麼誠惶誠恐。金融危機之後，這樣的結論似乎是正確的：外國投資者之需要中國甚於中國需要他們。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政府可能認為工人新出現的不合作傾向與政府提出的讓經濟“重獲平衡”的目標頗為一致。現在中國經濟過於依賴投資，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太低。這主要是因為工人只獲得了全國“蛋糕”的很小一份：2007年為53%，低於1990年的61%(相比之下，美國約為三分之二)。有必要讓工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這樣工人才能更多享用自己勞動的果實。
中國工資的上升對西方也是有好處的。乍聽起來這可能有點怪誕，因為富裕國家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依賴如此之深：根據一項估算，與中國進行貿易讓每個美國家庭每年平均多收入了1000美元，這得感謝美國商店裏更廉價的商品、企業更廉價的投入和市場上更激烈的競爭。就像中國低報酬工人的加入讓全球勞動力大軍擴充了四分之一併抑制了西方國家的物價一樣，中國工資水平的上升可能會導致中國開始向外輸出通脹。而且，從全球經濟視角來看，勞動力也是一種資源，與土地和石油相類似。就像沙特油井的枯竭不會讓全球經濟受益一樣，中國勞動力儲量的萎縮應該也不是什麼好事。
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後，情況發生變化了。現在通縮的威脅大於通脹。單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就有4700萬失業工人，拖全球經濟後腿的不再是勞動力。現在全世界缺的是大方慷慨的消費者，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工人。中國工資水平的上升將産生與美國一直強烈要求的貨幣升值類似的效果，可以降低中國的貿易盈余並刺激其消費支出。這對外國公司和被他們所裁撤的員工來講是有幫助的。如果中國消費上升20%，很可能會導致中國自美國的進口增加250億美元，進而給美國創造20多萬個工作機會。
最終，這些新增的支出將幫助世界經濟重新實現充分就業。到那時，外國公司和消費者可能會懷念中國沿海的廉價勞動力，因為是他們帶來了高利潤和低價格。但是，將來仍可能在中國內陸或印度等地區找到廉價勞力。另外，無論如何，中國的工資水平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的勞動生産率。在1995年之後的十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兩倍，但工人的人均産出上升了四倍。
在原始勞動力日漸稀少的情況下，中國要想重續這一輝煌，就必須增加熟練技術工人的供給。這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工人隊伍，即僱員願意在較長時間內將自己的勞動力投資於一家企業。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又需要放開戶籍管理制度，讓移民工人(民工)可在城市裡名正言順地安家立業，同時又不至於失去老家的那一份田地。當勞動力充足的時候，讓這些流動人口不對城市提出太多要求、形勢不好就回老家務農去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勞動力緊缺的今天，要想保持快速增長，中國的流動人口就必須扎下根來。
正如英國劍橋大學已故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所言：“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比起無人願意剝削你的痛苦而言，實在是不值一提。”她這句妙語寫於1962年，乃是有感於東南亞的不充分就業而發的。此後，資本家一直忙於“剝削”這個地區及其北部人口大國的工人，這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利益。現在應該是資本向這些工人投資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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